青年杂志

也一直是个承认“存在即合理”的人。但合理有因果上的合理问题还有个道德评判上的合理的问题。不能把因果关系上合理的存在都肯定为在道德评判上也当然就是合理的。这可能也是我们苦苦地追问“正当性”、希望达致社会的善的原因吧。

     自项羽以降，历朝的新主人几乎总要延续焚毁阿房宫那把火的精神，用毁灭过去的遗迹昭示新政的到来。尤其帝王宫寝，这些蕴含当时建筑文化与艺术精髓的历史文物，往往随着帝国的溃散而灰飞烟灭。直至近世，掌权者不仅谋划消灭旧朝的痕迹，对当朝的建筑亦不肯放过，“大拆-迁，大造城”这样的口号已不仅仅是少数地方诸侯的新政风向标了，文化艺术的历史价值彻底让位于执政者政绩利益的冲动。于是乎，举国上下无处不见拆-迁大场面，同时也造就了“满城尽...

当更多的人沉浸在建国六十周年的喜悦与欢乐中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国庆，我所认识的两位上·访女李淑莲和李春华，一个死亡了，一个失踪了。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透露，该办将坚持在中央主要部委里推行外媒询问“零拒绝”方针，并且希望日后在中央部委内全面推开。
    国内有评论人提出政府对待国内外媒体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独厚外国媒体。乐观的分析人士则认为，“零拒绝”虽然是针对外部的战略，但只要信息继续透明化，它对推进内部治理改善必将产生意义。
    但是“内外有别”的状况看来短时间内还是很难消除的，本文是china daily关于许 志 永律师被捕一案的报道，但是在国内，许先生的名字都是要被屏蔽的。

青年杂志按：从揭露出租车行业黑幕，而至如今这两篇文章，王克勤老师自称从出租车行业“代言人”成为了出租车行业的“掘墓人”。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王克勤揭批的对象一直是行业经营权的垄断，及其背后的计划管制体制。他主张的始终是自由市场，认为“让公众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这是一个理性的政府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出租车业发展的机会，让每个消费者用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只有全面放开，自由竞争，人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利”。其将出租车行业与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餐馆相类比，颇有启发意义。

经营权永久出让，且允许二级市场转让、炒作，导致了经营权与实际运营分离，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增加了运力投放阻力。由于温州市的出租车经营权是无限期出让，可以永久拥有、转让和继承，而且对于受让人的资格也没有很确定的标准，出租车的经营权成为投资对象。在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准入不变的情况下，经营权预期收益推高了经营权的价格，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达到１４０多万元，比原来拍卖或买断价格上涨了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么高的二级市场价格增加了投资回收难度，面临着回收投资的巨大压力，车主没有动力提高一线司机的待遇，挤压了改善一线司机福利状况的空间，对出租车需求上升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被一线司机所获得，而是由经营权所有者获得。为了维持较高的经营权价格，经营权所有者、特别是从二级市场获得经营权的车主强烈反对扩大市场准入，这增加了政府为改善供给条件而投放运力的难度。

     “三个至上”的提出，只不过是在更高层次上，以更加理论化的方式，表现出政治权力对法治原则的抵制与反动。
　　破坏法治原则的最有效手段，莫过于用一些抽象而空泛的口号来架空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范。在这一点上，“三个至上”和以前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两个同样堂皇的口号包含着同样巨大的荒谬，也同样可能被用于削弱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力。

     与法学家那些看似高屋建瓴的探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不同，一个法科学生的探讨，从刻下最直接的“法科生活”着眼，起点不高，但是却实实在在。
     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是继续暴发户似地胡乱膨胀，还是依循学术进展、学科发展的科学道路去循序渐进？是继续主要地充当政治威权的绿叶与器具，还是逐步迈向独立思考与探索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路？
     面对中国的法学与法治，信心与反思同样重要。